我那“老实巴交”的父亲

■蒋长林

尽管父亲生命力非常坚强，与心肺等疾病抗争了十多年，终究没能战胜“新冠”这个恶魔，于2022年12月31日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享年92岁。

在渔沟老家，知道父亲大名的人不多，但提起“老实头铁匠”，乡邻们就都知道是谁了。

父亲小时候被过继给他伯父。虽然家庭条件也不好，但有两对父母的“宠爱”与管束，倒也没吃太多的苦，加上长相俊朗，乍看还不像农村孩子呢。不过也因管教严格，从此打上老实听话的本色。

我爷爷是较有远见的农民，克服了许多困难，将父亲送入渔沟完小读书。不负家长希望，父亲一入学就乖巧好学，深受老师喜爱。后来他教我们识字也有一个独特方法：将废报纸中间剪个洞，下面的纸上则写上字，像放幻灯片一样让我们认。认对了就奖励一块山芋干或几粒炒黄豆。

父亲原本可以走上求学“食禄”之路的，小学没毕业，兵灾降临。我奶奶怕他被抓壮丁，硬是让他辍学，送去浙江学铁匠手艺。从此文弱瘦小的父亲走上了坎坷艰难的求生之路。

在十来个学徒中，父亲年龄最小，个头最小，力气也最小，根本挥不动大锤；加上师父家孩子多，牲口多，土地也较多，学徒期间，父亲更多的是割草喂猪，砍柴放牛，带娃打杂，基本上没学到真功夫，徒有“蒋铁匠”之名。难怪后来每当农忙季节或家里铁制农具坏了，我们就嚷嚷让他打一组新的，他就“嘿嘿”笑两声应付过去。至于被当长工使唤，师母刻薄寡恩，师兄弟们顺势戏耍他的事，我们也是从母亲嘴里掏出来的。

爷爷奶奶知道后，毅然让父亲回来，让他跟着他二哥（我二伯父）去贩卖黄泥盆水缸猪食槽等农家用品。这可更是吃辛受苦的强体力活。一帮人每人推着码着又高又重的货物的独轮车，走南闯北，风餐露宿，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甚至近一个月才回来。这需要多大的体能耐受和坚韧意志哦！而这时的父亲也才不到20岁，是个发育不良、一米五几的瘦弱青年呀。

与那时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父亲是由爷爷奶奶决定在他７岁时结娃娃亲的。许是老天对善良本分、老实顺逆父亲的馈赠吧，21岁那年，他如愿迎娶了倾慕已久的郭家大美女，也就是我的母亲。大父亲２岁的母亲不仅人美丽，而且一手女工十分出色，男人干的活大多亦能拿下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在家是长女，从小养成了干练、果敢、不服输、不吃硬的性格，而这正好是木讷少言、内敛懦弱父亲性格的补充。正是刚强的母亲，艰难撑起了我们的家，虽然经常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，但苦中有乐，累中有甜。而他俩互补的性格也养就了我们姐弟（兄妹）五人本分坦诚、耐劳坚韧、律己利人的良好品行。

有了贤惠勤劳、几乎全能的母亲精心操持着家，父亲可以专心在外做点苦力活了。虽然收入微薄，但终归有点家用补贴，隔三岔五回来都能从城里或集镇提几根油条，逢年过节还能拎二三斤五花肉或半个猪头回来，两个姐姐有时还能得件新衣裳呢。

一段时间，农民做生意也属于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是要被割掉的。胆小听话的父亲一听大队生产队干部宣传，就丢掉生意，回家一心务农了。由于从书房出来就去学手艺“跑单帮”，加上瘦小力弱，很多农活他根本拿不下来。庄上有几个龌龊鬼经常捉弄他：上河工将父亲推的土车堆成小山似的；与父亲抬泥筐故意将重的一端抹到父亲那头；粮食入库也将父亲扛的笆斗装得满满的......看到父亲吃力痛苦状，他们就开心乐怀起来。

见如此老实本分、又写一手好字的父亲，宅心仁厚的老队长顶住压力，“力荐”父亲当副队长。守规认真的父亲办起事来几近迂腐，执行领导指示绝不走样。记工分、分粮油的账本弄得工工整整、清清白白。在父亲前任那多讨几个工分、多分几斤粮食的一些“里手人”被父亲发现取消，气得指桑骂槐。父亲到公社和大队办事，上传下达等活计皆有板有眼、有质有效。不到半年，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大多数农户都夸老队长有眼光，配了一个正派公道、做事认真的“好队副”。

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基本上就是一月左右到每个生产队放一次电影（以八个样板戏和三战【地道战，地雷战，南征北战】为主），或听《杨家将》等评书。或许我们家离队房最近，更多原因应是对老实厚道父亲和利索能干母亲的信任，放映员和说书的饭总在我们家做。尽管也就是大白菜豆腐粉丝够吃而已，但毕竟有些猪油（偶尔也有点肥多瘦少的肉片或油渣），满院溢香。我被馋得直流口水，父亲也决然不让我上桌的。

记忆深刻的是父亲接手生产队十来头牛的喂养任务，他就一年四季全与牛住在一起了。春秋两季还好，冬天西北风直灌，他只睡在麦草铺垫的光席上，只有一张薄棉被；夏天则蚊蝇横飞，加上牛粪尿牛骚味，熏得人直作呕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父亲皆坚持每夜两三点钟为牛们添加饲料，及时清理牛粪尿。白天则将社员上交的饲料草中带刺的逐一挑去，与母亲将草料铡得碎碎的，用耙子、扫把等为耕牛梳理皮毛，去虱消痒，还定期为它们洗身，填喂精饲料。不到３个月，原来骨瘦如柴、精神萎靡的牛们被他调养得膘肥体壮，“神采奕弈”，干起活来劲头倍足。

父亲对牛的疼护几近不可理喻。经过磨练，他也已成为扶犁好手。每次牵牛下地，他皆哼着小曲给牛听，耕了半小时左右，就让牛歇十来分钟。即使挥鞭，也是作吓唬状，很少鞭直接打的。养了牛后，更是呵护有加。每当有人来牵牛下地，他都要按自己做法反复叮嘱他们要爱护好它们，还告诉他们每条牛的“性格脾气”。一位姓胡的耕地好手，一次为了抢时间回家有事，猛赶进度耕田，被他牵去的牛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从没在外人面前发过脾气的父亲火冒三丈，还口出粗话，与姓胡的大吵起来。比父亲高半个头、五大三粗、平时横三竖四的他被我父亲这架势吓得落荒而逃。

一头叫“大角牛”的老黄牛非常温顺耐苦，是每个耕田者争要的。因年老体衰而亡，父亲守在它身边好久好久。按“惯例”杀掉后每户都要分二三斤肉的。父亲呆呆望着我们吃着煮熟的牛肉喃喃而语，多好的牛啊！这下不受罪了！

和那时的大多数农家一样，我们家也是低矮土墙茅草屋。每到雨季，不是墙倒塌就是屋顶漏，每当此时，父亲就不顾一天的劳累，晚饭后就把从远处推回来的泥土，用碎麦草搅拌成硬糊状，将倒塌的墙一块一块砌起来。有时我都睡了一觉，还见他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干着；又利用午饭后时间选筛麦秸草，待晴好天请庄邻将漏雨的屋顶修补好。

有些年，父亲因生两个女孩（我大姐二姐）而被一些村邻讥笑，甚至被生了三个儿子的邻居欺凌。刚强的母亲强势以对，有理必争；父亲则淡然一笑，不以生两个女娃而自卑，并决定认真培养好两个姐姐。谁知二姐6岁时我出生了，父母爱的天平一下子倾斜了。为了培养我，两个姐姐连学都没上。我读高中上大学时，两个姐姐分别出嫁，又硬生生将学习非常好、小学还没毕业的大妹摘下来当强劳力使用。因长时间劳作过度，大妹落下一身病痛。每当我想起这些，心中对她们的愧疚之情就油然而生。

我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差点一命归西。父亲要么推着独轮车，要么拉着借来的平板车，用被子裹着我到处求医。匆匆而沉重的步履分明映出他的焦虑与无助。或许老天有眼，或许我命不该绝。在从外地返乡工作的纪医生（按辈份我叫七爷）调治下，我渐渐好了起来。

因为父母30多岁才有了我，又是唯一男孩，且是从鬼门关拉回来的，我侍宠而骄。在家霸道撒泼，常欺负两个妹妹；在外则常出些稀奇古怪的主意和一帮小伙伴搞些恶作剧。惹得乡邻们看到我们就像遇上一群恶犬，要么避之，要么驱赶之。而修理我的责任似乎全由母亲承担，隔三岔五就要被母亲打骂一次。应该是上二年级时，我竟与几个玩伴逃学，偷偷躲到水泥洞里学抽烟。这下单打变成了混合双打。平时少言寡语、一脸憨态的父亲痛下杀手，打得我又是下跪又是起誓方罢手。

应了严是爱宽是害的古语，被父母这次整治后的我虽然还常常刁钻作怪，终究从此守规中矩，认真求学起来，每学期都能领若干奖状回来。父亲就亲自去摘些槐树针，用那粗糙的手将奖状钉在用芦苇柴扎的山墙上，自豪之情写在他满是风霜的脸上。现在想来，这时的他应记忆起他当年读书的情景，欣慰玩劣的儿子终于如他当年好学上进了。

工作后，从教了两年的我进了县政府机关，从县领导身边工作人员逐步走上“有职有权”岗位，父亲从没介绍或带人来找我“办事”。我每次回家或他来看我，他皆用从报纸电视上看到、耳朵听到出事的人和事敲打我：不要吃两天好饭就认不得自己！

和大多数农家人一样，父亲对祖上虔诚敬重。每逢七月十五，冬至和春节，再拮据也要买几个菜，或让母亲包些饺子，向着爷爷的牌位或爷爷奶奶坟墓方向，烧纸磕头祈福。他还有一个求平安的方法，就是每年春节，让母亲用红纸剪出大小不等的葫芦，他用蝇头小楷而且繁体写上“散灾老爷本姓雷，见了葫芦就转回”，不但自家门上贴，还要送给亲戚乡邻。即使几近失明，也要眼睛紧贴小葫芦，颤颤巍巍写几张。

岁月无情。80岁后，病魔缠上了父亲，除了眼花耳聋，脑梗反复发作，还染上了心肺病，肾脏与前列腺也都出现了问题。他用坦然和不歇的劳作与病痛作顽强斗争。从医院一回家或稍有点精气神，就到家前屋后挖地除草。蹲下爬不起来，就拿根拐杖，端个小板凳去。到了风烛残年90岁了，还用钝口的斧头和生锈的錾子劈木柴。真的让人难以置信，这么大岁数，又拖着一身病的他居然劈了几大堆木柴。